刘江滨，散文家，供职于《燕赵都市报》，河北作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散文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著有随笔集《书窗书影》，曾获河北省第八届文艺振兴奖、第二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等。散文《男人孟轲》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九年级语文教材，新课标语文同步读本，《理念的灯火》被编入中学语文试卷。 刘江滨 在我的冀南老家至今流传着一个关于家乡话的段子。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小伙子回到老家，在街头碰见二大爷，二大爷问：多咱回的？小伙儿用普通话答：昨天下午。二大爷说：啥？我耳背，走近点说。小伙儿靠近二大爷又重复一遍：昨天下午。二大爷挥手一巴掌：多咱？小伙儿急忙改用家乡话：夜个后晌，夜个后晌。 其实，小伙儿说普通话没错，错在环境场合不对，换句话说，是语境不对。外乡人尚且讲究入乡随俗，到哪山唱哪歌，你回到生你养你的家乡，居然撇腔撩调，不会说老家话了，这不是忘本吗？纯粹找抽啊。 我现在在省城工作，说的是普通话，但一旦接到老家电话，立马切换成家乡话模式，中间根本不用过渡。乡音浓浓，乡情浓浓。我对家乡话有一份特别亲近的情结。大学毕业分到邢台一高校任教，学校教师说话分成两拨，老一点的说家乡话，年轻的说普通话，我在年轻人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只有我说一口家乡话。按说高校教师在课堂上讲课应该用普通话，我也在用普通话还是家乡话之间有些纠结，第一次上了讲台，看到前排坐的几位老乡学生，我的家乡话脱口而出，从此，教学生涯14年家乡话一以贯之。值得一提的是，家乡话并不影响教学效果，我在课堂上引经据典、妙趣横生，常常逗得学生哄堂大笑。 严格说来，我说的家乡话只是乡音，并不是原汁原味的方言土语。真正的家乡话只有回到老家才能听到。比如，膝盖是“博拉盖”，蹲是“谷堆”，摔个跟头是“摔个骨碌子”，小偷是“小绺”，脾气怪是“各料”，屁股是“腚”，呕吐是“哕”，玉米粥是“糊涂”，馒头是“馍馍”，油条是“馃子”，玉米是“玉蜀黍”，撒谎是“说瞎话”，厕所是“茅子”，嫉妒是“眼气”，炫耀是“谝”……小时候写作文，老大娘挎着篮子去地里拔野菜，这是学生腔，按接地气的写法应该是，老大娘?着篮子去地里薅野菜。记得小时候读过一部小说叫《小砍刀》，作者忘记是谁了，但小说的语言完全是我们那块地方的话，和课本上不一样，叫我感到十分亲切，也十分震惊，我们这儿的土话咋也能写到书里？ 那年看电影《天下无贼》，里边的傻根一开腔我就乐了，这小子准是我们那块的。后来知道王宝强是南和人，和我们县是邻县。一口地道的原汁原味的家乡话，成就了王宝强，想想看，如果傻根用的是普通话，他的质朴、憨厚、纯洁，他的农村打工者的气息和韵味，还有吗？如果天津快板不用天津话，山东快书不用山东话，河南豫剧不用河南话，东北二人转不用东北话，秦腔不用陕西话，那，这些艺术品种也就不复存在了。文学也如此，有京派、海派，有岭南、黑土地，有山药蛋、荷花淀，等等，强调鲜明的地域色彩，而语言是构成地域色彩的最突出的内核。 我们的母语是汉语，家乡话是母语的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就有一方人的腔调。“阿拉”是上海人，“俄”是陕西人，“老表”是江西人，“人仔”是广东人，东北人喜欢“唠嗑”，四川人爱摆“龙门阵”，北京人乐意“侃大山”……“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不管人生漂泊在何处，寄居在哪里，乡音就像深烙在乡愁中的一块胎记，难以磨灭，永生难忘。张学良将军是东北人，一世羁旅天涯，转如飘萍，西安事变后被长期羁押，随着战事在大陆各地辗转，后到台湾，最后终老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囚禁生活改变了他的许许多多，不变的是一口东北乡音，在夏威夷每每见到大陆拜望他的人都会问：“你是哪疙瘩的？”鲁迅先生生在浙江绍兴，在北京、厦门、上海生活过，有人说他说话“南腔北调”，他自嘲说：“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据他的学生回忆说，大先生在北京教书说的是普通话，但绍兴口音很浓，用今天的话说是“绍普”或“浙普”。现在一些影视作品，根据角色需要说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我认为这挺好，一不影响观众听懂，二有韵味有特点，三对塑造人物有助益。差异性造就丰富性，地域性造就世界性。 人的一生居住地可以有无数个，但家乡只有一个。从你咿呀学语起，家乡话就像基因一样融入血脉中，成为生命的一个密电码。 本网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路口甲54号邮编：100161 联系方式：（010）07351 报纸订阅：（010）12805 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