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东龄是2003年突然冒出来的一名富豪，之前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在《新财富》2004年发布的500富人榜中，霍东龄以20亿的身价列于榜单第57位。他的财富暴涨主要得利于股市。2003年7月，霍东龄掌控的京信通信系统控股有限公司成功集资3.43亿港元，是当时中资公司在最成功的一次IPO，在SARS阴影期间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实属不易。 霍东龄：其实我们刚刚开始听说有的时候，投资银行就过来看我们，我们刚签了这个协议以后，就闹了。那时候很紧张，我们记得我们到投资银行去介绍，全戴着口罩，也闹得很凶，各个都戴着口罩，会议室里面，他们要求我也戴着口罩，我们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开会，到后来我说不行，太闷了，我还摘下来讲，大家都戴着口罩，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京信是生产移动通信外围设备的专业厂家，主要产品有移动通信直放站、室内分布系统、功率直放机、数字微波、移动通信天线等。其专业技术性较强，外行人都比较陌生。在联交所以往的上市公司中，京信是这个领域的第一家。许多投资者对他们的业务可谓知之甚少，这对演推介构成一大挑战。 霍东龄：看不懂，简单来说不了解，很多投资者，你们是干哪一个的？因为在亚洲里面没有我们同行比较，没有上市公司可比较，所以他们刚开始拿来比较的都是离我们行业很远的一些公司来做同行比较，都是错误的，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看不懂，投资银行也看不懂，好在我们的保荐人看得懂。汇丰是我们的保荐人，我们的财务总监找到的，他找到以后，汇丰一听就有兴趣，他们懂，刚好做这个项目的人懂，这很重要，这有个在里头，他们来看了以后，当场拍板就说要做，其他投资银行来看问以后不懂，怎么包装、怎么讲、怎么说，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个困惑，所以我们比较幸运，就是懂的人来给我们做这项工作，做我们保荐人。 霍东龄：那倒没有，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是什么，我们答不上的，我们只要如实地把公司展现出来就行了，这都是很能够说得过，都不错，应该说整个过程投资者很理解，当然也有一些投资者是特意地把问题前后地给你问，就是我们在介绍的，他就打断，不听了，收起来，然后他就问问题，然后问的问题，你刚解释到第一步，你准备分三步来解释，第一步又不听了，又接着问第二个问题，不断地打岔来挑战你，开始我不理解，我们还是不是把它讲完，其实你不用问那么多问题，我讲下去你就知道了，他不是，我理解了，这是挑战你，就是看你这个人有没有耐力，能不能起这种挑战，他是不断地提问题，不断地提问题，这样的投资者有，但很幸运，这个投资者，完了以后下午告诉我们，他已经买我们股票了，下单了，这也是一种挑战。 霍东龄出生在广州，从小喜爱无线电的他小时候的愿望是当科学家。初中毕业后，他作为知青下乡到了海南岛。那是一段知识极度贫乏的时期，科学家的梦想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一天，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深深触动了少年时代的霍东龄。 霍东龄：我下乡第二个月，我跟两个人去打井，海南岛的井是很大的，一个直径大概有三米、四米这么个大井，里面可以同时下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在下面打井，打到下午的时候，营长在就问，问我们三个人，这个井要打多深够我们全队的人喝？这个是个数学题，当时井里面三个人，我一个，有一个老工人，还有一个是被监督劳动的，他原来是工程队的队长，我答不上来，老工人也答不上来，这个答上来了，他就用嘴巴算、心算，算下来，其实现在想很简单，实际上就是一个圆柱体的体积计算，这个是很容易的一个问题，那么他答上来了，我就觉得自己很，类似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了好几次，我就觉得自己是确实是很，知识很贫乏。 霍东龄：还没那么幸运，我们也是这么想，但是我的通知很晚很晚才到。考完以后，他们就揣度我，说你要准备告别晚餐了，好，我就张罗，买了一只鹅、买了一只鸡养在那儿。知青嘛，一大堆人，谁走都要请吃一顿的，都准备好了，结果左等右等，我那个通知老不下，旁边第二批体检的人已经走了，第三批体检的也走了，我的通知老没下，那个鹅下蛋了，下了一个蛋两个蛋，我数了一下九个蛋，多了一碟菜，我的通知终于到了，也挺有意思。 大学毕业后，霍东龄进入广州微波站工作。90年代初，他下海从商，做了几年电子和通信类产品贸易。尽管没有挣到太多钱，但霍东龄最大的收获便是从中发现了移动通信这一商机。1995年，他决定创业，并开始寻找合作伙伴。一次偶然的电话，他与昔日的同窗好友张跃军一拍即合。 霍东龄：当时来说这个行业还是不引人注目的，基本上在中国，处地位的还是国外的厂商，很多我们的用户对于这类产品的国产化还是没有信心。我们出现应该说是，在这个时候算是比较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一些进口，但是在技术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霍东龄：我在1996年的时候，我还注意看了一下，欧洲的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我们行业里面的报道，也都反应出这样的问题，一些国际上的大公司，我看到他们写的文章，不是技术的问题，不是设备的问题，说是很多客户不会安装，造成了这个设备对网络的干扰。在这个事情，这个文章我看了以后，是国外的制造商写的，制造商把这个责任推到用户上去了，这种做法，我觉得对我们反而是一个机会，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责任推到用户上去，我们如果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的话，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做法，能够让客户真正用到这个产品的效果，而不是仅仅交一个盒子给你。 霍东龄：我们尝试了一下这样去做，结果发现是给客户来带来一个很大的收益的，他可以做到零库存，他可以做到，我们的客户可以做到不需要那么多功能的管理、员工的管理，他就不需要那么多管理。省心很多，省心、省力还省钱，环节减少了。我帮你安装好了以后，你看到效果好了以后，用事实说话，我东西好不好，你用了好，然后才决定买还是不买，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得到的好处就更多了。 霍东龄：中国将邮电部撤销，成立了信息产业部，然后将运营商剥离出来，就分成了四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这是在1998、1999年发生的事情，在这么一个剧烈变革的过程当中，当然所有的机构在调整，所有的采购或者是建设都放缓，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在进行着资产剥离等等，这些也造成了，由于采购减少，整个对于制造业来说也是影响蛮大，在1998、1999年来说，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最具体影响就是大家都好像不想谈建设的事情，先把这个机构调整的事情搞妥它。 张跃军：霍总，我觉得当时他很有信心，他能比较准确地分析整个行业的发展，毕竟他分析到这个行业还处在一种初步、初期的建网的过程中，真正的大发展，网络用户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时候，所以应该前景、空间还是放在那里，他知道这个市场停顿也是暂时的。 霍东龄：在那个时候，中国移动已经上市，中国移动上市当年是用中国电信的名义上市的，那么意味着中国的电信业的是加快了步伐，从这几点来说，一个我们的客户正在向着商业化在迈进，还有我们的技术，我们从事的技术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第二代移动通信品，有这么些厉害因素，我们觉得，在今后是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张跃军：所以当时我们公司也做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建立一个全国的销售市场，销售网点和技术网点，另外就是我们加强研发，第三就是建立一些质量体系，做ISO9000，正好有精力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也是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我觉得这个也是霍总当时把握得比较好的地方。 霍东龄：实际上做上海经贸的时候主要是一个APEC会议的召开，刚好碰上APEC会议要召开，要在那里开会，就有很多人住在那里，信息产业部的领导去看了以后，就发现这个地方不行，有很多的楼层接收不到电话，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接受上海移动的，要求我们在一个星期之内要把它做完。 霍东龄：结果我们很短时间就把它完成了，这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如果从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说，它是分几种状况，是难度比较特殊一点的，楼高不是问题，但是在无线电信号里面，越往高走的时候，各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比方这个网的切换，还有一个空间到了高层以后，完全没有信号的效应等等，还有在下面多个的交叉的网监的切换等等，比较复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做了很好的一个设计和做了一个方案，然后就实施，给我很短的时间把它完成了，就是从楼下上到88楼，反正不断电话，在电梯里面，从电梯一直上去，到六十多层一直到88层都不断电话，这就完成得比较好。 霍东龄：正常的话，勘测三天、两天是最起码的，那天我们，调货什么东西还有一段时间的，那么我们，他当时是晚上通知我们，第二天一早我们备齐了货直接就进场了，就边勘测设计就边开始施工了，然后就一边就出图，那边就开始施工了，到下午的四点多钟就完工了，当时那个战地医院，在施工的官兵有六千多人，所以一片热气腾腾的，找不到谁是最高主管，连电都找不着的，他们在那边找不到谁是说话算数的，这样挺难协调的，最后在四点多钟就完成了，这个工程就结束了，然后五点钟就调开了，六点多钟、七点多钟医生就进场了、病人就进场了。 霍东龄：说很难也不算是很难，主要是时间特别短，而且你不能有失，不能有一步走错，走错的话，你没有第二天再回来修补了，我们很多的工程，今天做成这个样子，明天再来做第二个样子，第三天有个工程进度，它这个没有，你不能有错，隋棠拍广告忘记戴胸罩就是你今天去到那里就必须开通，没有的再回来了，没有这个机会了，这是它的难点，这就对于一个组织管理很重要了，这个还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霍东龄：应该说每天都有，但是这些都不足以为道了，在过去的我自己的生活的历程，现在再大的挫折，或者再大的，对我来说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海南岛六年半的知青生活，一些后来所有的创业过程，应该说都出来了，所以我说一个韧字是很重要。不是在于你多，也不是在于你多，而是在于一个韧字，很重要，办一个企业，当然需要有一个对前景的清楚认识，对这个行业有足够的认识，对技术也有足够的认识，这些都很重要，但从个人的品质来说，一个韧字，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 本文由海南柴油发电机组 www.hnjqc.cn整理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