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构建污染综合指数，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0-2009年FDI及污染在我国各省域的分布格局及空间动态跃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省域FDI和污染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两者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径依赖”特征并形成了不同的集聚区域，目前FDI高值集聚区一般是我国污染的低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却是我国污染的高值集聚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了FDI对我国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在地理上的集群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污染，从整体上来说“污染天堂”在中国并不成立，但不同来源地的FDI对区域污染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来自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外资显著降低了我国的污染，东亚、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外资对污染的改善不明显。 以来，大规模外资的引入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对外的深化和引资数量的攀升，我国的质量也在急剧恶化，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酸雨等一系列的问题日益严重，外商直接投资和污染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中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影响盛行的一个观点是“污染天堂”（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国外不少学者对“污染天堂”进行了理论和研究（Smarzynska and Wei，2001；Keller and Levinson，2002；Dean，2002），其中一些学者的研究为其提供了有力的，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往往会放松管制标准、加速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生产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品，进而沦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Markusen，1999；List和Co，2000）。而持续下降的环保标准将会出现“向（标准）底线竞赛”现象，因而FDI会加剧东道国的污染（Dua et.al.，1997）。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认为FDI的进驻不但没有恶化东道国的质量，反而有利于改善区域污染（Antweiler et al ，2001；Feng Helen Liang，2005；Jie He，2006），这主要是基于FDI的生产活动和污染治理活动都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特征，并且与当地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往往执行统一的环保标准，其间接的生产外溢效应可以改善东道国质量（Zarsky，1999；Chudnovsky and Lopez，1999；Wayne and Shadbegian，2002；Feng Helen Liang，2005），因而FDI可以通过引进友好型的技术和产品改进东道国的福利（Letchumanan and Kodama，2000；Wang and Jin，2007）。国内的相关研究也以“污染天堂”为出发点，一些学者从产业结构层面着手（如夏友富，1999；赵细康，2003；陈媛媛，李坤望，2010），试图寻求FDI流入所引起的污染产业转移趋势；也有一些学者以某一特定地区或全国为研究对象，单向考察了FDI与污染之间的关系，其中应瑞瑶和（2006）、吴玉鸣（2007）、刘渝琳等（2007）的研究结果均表明中国已出现“污染天堂”现象。此外，部分学者认为FDI对污染的影响应该存在一个复杂的传导机制（，应瑞瑶，2009），并从规模、结构及技术等方面对FDI的效应进行分解研究（如Grossman and Krueger，1991；Panayotou，2000；张颜博等，2009；包群等，2010）。 总体来看，由于研究的对象、思和方法的差异，学者关于FDI对污染的影响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纵观现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首先，现有文献主要选取SO2、CO2等气体排放物作为污染的衡量指标，对污染物选取的不同往往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模型的解释能力。污染并不是由单一的某种污染物造成的，它是众多污染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考察FDI的影响效应时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污染指标衡量，而需要一个综合、全面的指标。 其次，目前的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面板数据分析FDI与污染之间的关系，引入空间计量方法的研究还很少。传统的面板回归通常假定各个地区的污染排放是相互的，这显然与现实存在偏离，风向、水流等客观因素使得一个地区的质量必然会受到邻近地区污染排放的影响，污染存在很强的空间联动性，而FDI的高度集聚、公共政策的外部性等则进一步加强了污染的空间相关性（Poon et.al.，2006）。因而如果忽略这种空间相关性的影响，模型估计将是有偏的或产生错误的参数检验（Anselin，1988）。近年来，一些学者采用空间截面数据对FDI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如Coughlin et.al.，2000；，2004；等，2005）及EKC曲线（如David Maddison，2006；朱平辉，袁加军等，2010）进行空间分析，由于这些研究均采用某一年的截面数据，其估计结果存在较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苏梽芳等，2008）。 鉴于此，本文在分析FDI与污染的空间动态跃迁基础上，重点考察了FDI的地理集群对省域污染的影响程度，并从空间相关性这一角度对污染的“局域俱乐部”问题作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验证“污染天堂”在中国是否成立。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采用熵权法构建污染综合指数，从整体上衡量各个省域的污染程度。第二，将FDI与污染的空间自相关性同时纳入计量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分析FDI对我国污染的影响。第三，考虑到不同国家对华投资规模的巨大差异，选择近10年来对华投资份额较大的12个国家和地区并根据其地理划分为全球离岸金融中心、东亚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三个主要外资来源地，考察不同外资来源地的FDI对污染的影响差异及原因。 全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FDI与污染分布格局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第三部分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FDI对我国污染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不同来源地的外资对污染的影响差异及原因；第四部分为主要结论及政策。 为了测度省域FDI与污染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程度，本节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运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其散点图来分析FDI与污染的空间集群现象，并进一步采用局域LISA集群图及显著性水平来检验这种分布格局。采用的样本是全国30个省域（并入四川省）2000-2009年的数据，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空间自相关性可以通过Moran指数来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FDI的Moran指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我国30个省域FDI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空间依赖性）。也就是说，FDI在空间上的分布并非是随机的，而是表现出某些省域的FDI在空间上趋于集聚。对污染的Moran值考察，本文选取工业三废中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六类具体污染度量指标，并借鉴Ma Jianqin et.al.（2010）的方法采用熵权法计算污染综合指数（具体计算过程及结果见附件1和附件2）。从表1可以看出，污染的Moran值除2007年外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并呈现出波状波动态势，2007年达到最低值0.0915，因而我国省域污染也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污染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的污染集群现象。 因而产出与污染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污染随着产出水平的提高呈现出恶化――得到改善――进一步恶化的发展趋势，两个拐点分别为647.38亿元和7506.49亿元。在拐点7506.49亿元附近，污染存在一个“平台期”，在此期间污染不会随着产出水平的变化而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是一旦超过这个平台期，污染速度加快。 环保意识的估计系数为正，也就是说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的提高增加了污染，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相对于持续增长的地区生产总值而言，污染治理投资严重不足。目前我国部分省域的环保投入占P比重不到0.03%，最高的只有0.83%，甚少的环保资金投入无法遏制污染的加剧。第二，环保资金投入缺乏巅峰小保姆持续性和稳定性，污染状况刚刚有所改善后就减少资金投入，导致再次恶化，污染治理存在一定的投机行为。第三，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都是针对企业的污染排放物治理，这种投入不可能对企业采纳更清洁生产技术起到激励作用（李永友，沈坤荣，2008），企业污染排放的增加必然会导致污染的加剧。 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回归系数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产业结构对污染有负的影响，也就是说随着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污染将会改善，这可能是由于第二产业中更多的行业其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由制成品的粗加工向精加工、污染产品向清洁产品的方向转变，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已初见成效。技术进步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虽然目前我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在增加，但直接用于消除污染的技术研发支出仍然有限，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清洁性生产技术的提高。 为了进一步考察“污染天堂”，考虑到外资来源地及利用规模的差异，本文重点从全球离岸金融中心、东亚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三个主要外资来源地考察FDI与污染之间的关系。表5、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SEM中的空间固定效应对样本的解释力度较高。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自全球离岸金融中心、东亚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三个不同区域的外资对污染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而言，这三个地区的外资回归系数均为负数，但只有离岸金融中心的外资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目前对华投资的三大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群岛）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国，从这些港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很大一部分属于国际游资范畴，其中一部分甚至属于国内资金的回流（中国贸促会，2007），且国内学者一致认为我国约有1/3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是国内资本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形成的返程投资（Geng Xiao，2004）。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全球离岸中心的外资很大一部分是国内资本回流形成的“假外资”，其对污染的改善更多的是国内企业自身执行严格的环保排放标准、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降低耗能的结果。此外，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因其提供的资金成本低、快捷方便、资金量大而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融资场所。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从离岸金融中心筹集的资金投入当地企业，其规模收益递增特征逐渐显著，这种规模效应将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并降低单位产出的耗能量和污染排放量（Copeland and Taylor，2004）。同时，全球离岸金融中心提供的大量资金也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战略产业并购及兼并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并购及兼并的过程中，外资企业将带来更多的先进技术来提高企业运作效率（Bresman，Birkinshaw and Nobel，1999；Hagedoorn and Duysters，2002），从而产生正的效益。 东亚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的外资回归系数为负但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上述来源地的外资有改善区域质量的趋势，因而FDI导致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现象在中国尚不明显。众多的检验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绩效与企业规模和投资来源地密切相关（戈爱晶，张世秋，2006；徐鹤等，2007）。目前东亚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基于寻求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以及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等生产目的，东亚发达国家的外资更多注重寻求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行投资，技术含量普遍偏低（张季凤，2010），因而大部分企业缺乏技术转移的动力甚至实施双重环保标准。当FDI流入环保法规很不健全的地区时往往会受到使用更低廉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的，从而会将一些过时技术和工艺转移给东道国（Andreoni and Levion，2001；Luke and Stares，2005；张博颜，郭亚军，2009），因而东亚发达国家的外资在实际引进过程中所采用的清洁型生产技术比较有限。此外，东亚发达国家基本都把中国作为生产，其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都用来出口或返销，因而企业研发和技术创新基本是在母公司内部展开，且技术保密程度较高，因而不利于国内企业的模仿和创新，FDI所带来的清洁型生产技术溢出效应非常小，所以对区域质量改善不太明显。而欧美发达国家对华投资更注重占领中国的市场及关心国际生产关系的建立（Wang et.al，2007；Buckley et.al.，2002）。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建立过程中，这些外资企业往往会考虑与国内企业的配套程度，倾向于在中国建立研发与销售中心并采用公司统一的最优标准来实现跨国界管理的规模经济（Kogut，1985；Hansen，1999）、竞争优势或者更好地应对发展中国家将来更为严格的管理要求（冼国明，张诚，2001），因而欧美企业比国内其他企业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并采用代表先进管理技术的管理系统，但东道国必须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才能获得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Chudnovsky and Pupato，2005；Albornoz et.al，2009）。基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吸收门槛”的，当地企业提供高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的中间品的能力相对不足，配套企业联系不紧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欧美企业本土化采购，影响了其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何洁，2000；赖明勇等，2005），因而对质量的影响相对不明显。 产出与污染之间仍呈N型曲线关系且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产业结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空间误差系数的估计值在0.70左右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污染的空间依赖性依然非常高。整体而言，产出水平、主要来源地外资、产业结构对污染的影响比较显著，而环保意识、技术进步对于降低污染的作用相对不太明显。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域2000-2009年FDI与污染的分布格局及空间动态跃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采用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LM）分析了FDI对我国污染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及： （1）我国省域FDI和污染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两者在我国地理分布上都具有明显的“径依赖”特征并形成了不同的集聚区域，目前FDI高值集聚区一般是我国污染的低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却是我国污染的高值集聚区。可见，一个地区的引资效果和污染与其所处的地理及周边省域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加强跨区域环保合作、实行“富邻”的引资政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首选。一方面，经济实力较强的省域应充分发挥FDI的示范和扩散效应，加强与周边落后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双方共赢的引资局面。另一方面，各级之间也应打破各自为阵的行政垄断，推进以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跨区域环保合作，具体合作过程中可以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性跨境污染。 （2）我国省域污染不仅受到周边邻近省域污染的相互冲击，而且还受到区域间结构性差异的误差冲击，这种结构性差异体现在各个省域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引资水平、环保意识和技术进步等空间影响因素的差异。因此，地方在制定政策时要全面分析自身所处的经济发展，并综合考虑邻近省域发展政策上可能存在的冲突，借鉴发达地区引资和环保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措施来避免引资和环保政策的千篇一律，以期实现经济与的协调发展。 （3）FDI的引入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污染，这主要是由于FDI倾向于使用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污染排放系统，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作用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量和污染排放量。整体而言，“污染天堂”在中国并不成立。因此，我国应一如既往积极引进外资，同时针对各个地区的污染情况及经济发展程度给予不同的政策导向和扶持力度，而各级部门和企业在引资过程中要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引入高质量、高效益的外资，并引导外商投资逐步从一般加工向研发、高端设计和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拓展，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环保标准，注重开发外资企业的先进工艺和绿色生产流程。 （4）不同来源地的FDI对区域污染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外资显著降低了我国的污染程度，而东亚、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外资对污染的改善作用不显著，来自东亚、欧美发达国家的FDI所导致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现象在中国尚不明显。因而各级必须彻底改变“重经济发展，轻”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建立绿色P考核指标，鼓励高质量、清洁的技术密集型FDI的引入，对已有的外资企业加强其环保力度，加大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清洁型外资引入的政策引导力度，以期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环保的“双赢”发展局面。 创刊于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向世界介绍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最新学术进展，发表关于中国经济的原创性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本文由来源于325棋牌 325游戏中心唯一官方网站 |